（本文转载自 思政学者 公众号）

新中国成立7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发展与完善的历史，也是不断运用制度威力防范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的历史。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总结运用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成功应对风险挑战的丰富经验”[1]。2022年10月，他在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主动识变应变求变，主动防范化解风险，不断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2]。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如何识别、怎样研判、以何应对政治风险都是重要问题。“十年建设”时期，在党领导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也面临着诸多风险考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容应对、有效化解，坚持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新中国乘风破浪走向复兴的重要根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开始将政治风险置于社会主义制度范畴之中思考其产生缘由、问题实质、发展趋势和应对策略，其中以制度优势应对政治风险的有益探索，对于新时代维护以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为核心的战略布局，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参省价值。

何谓“政治风险”？对这一核心概念的释义，我国大多数学者延续了马克思经典文本中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范式，强调其具有国家性、阶级性和历史性等客观属性。整体上看，学界对于政治风险的探讨主要是以维护制度安全和政权安全为核心展开的。本文所讨论的政治风险，特指国家主权政权、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受到侵袭、干扰，并可能发生威胁和损害的状态。政治风险由诱因事件和可能损失两部分组成，其中诱因事件是起源性事件，包括政治系统外部环境的改变与内部生态的恶化；可能损失是后果性评估，指诱因事件对政治系统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政党主体视角下的政治风险既具有客观存在性，又具有主观识别性。政治系统外部环境改变与内部生态恶化是客观存在且已然发生的，但是其对于政治系统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是否存在以及量级如何等风险程度的评估，却依赖于执政党自身的识别和研判。

（一）党对于政治风险的识别

政治风险的识别，是对于政治风险是否存在的感知和察觉。“十年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并未明确提出“政治风险”，而是使用“泥坑”“风浪”“错误”等生动形象的词汇来描述已经认识到的风险。比如用“泥坑”来比喻“党和国家民主制度遭到破坏的危险”。1956年4月，党中央吸取苏共二十大的教训，反思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后出现的官僚主义现象。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编辑部一篇重要文章时，针对官僚主义问题特别加写道：“我们要是不愿意陷到这样的泥坑里去的话”[3]，就要充分地执行群众路线。还比如用“风浪”来比喻“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遇到的冲击”。在波匈事件之后，毛泽东这样讲：“波兰一股风，匈牙利一股七级风，把一些人吹动摇了，思想混乱。”[4]“台风年年都有的，国际上思想台风、政治台风也是年年都有的，要注意这个动向。”[4] 再比如用“错误”来描述“党在革命与建设事业中遇到的巨大挫折”。中国共产党多次用“左倾错误”和“右倾错误”来概括革命征程中的失败和教训。“十年建设”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同样客观地指出：“错误往往是由于经验不足造成的，……认真一些，就会少犯错误，少犯全国性的错误”[3]。除此之外，值得指出的是，1957年7月，毛泽东在强调开展整风的目的时，讲到要营造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从而使“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4]，第一次从总体上阐释了政治局势的巩固就在于能够经受风险。

中国共产党在“十年建设”时期识别的政治风险具体包括：一是国家独立主权受到破坏的风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不断制造战争威胁，包括美国僵硬的对华政策和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5]。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开始，苏联党的霸权主义不断挑战中国国家主权的独立性。二是资本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风险。20世纪50年代，以杜勒斯为代表的西方政治家从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中受到鼓舞，开始极力兜售“和平演变”战略，断言“共产主义将从内部瓦解”。三是“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风险。这一时期党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系统论证了“修正主义”，指出其本质就是“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3]。四是社会主义制度受到冲击的风险。受到波匈事件的影响，国内一些“动摇分子”出现思想混乱，许多言论在社会上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力，其矛头均指向社会主义制度[6]。五是主流意识形态遭到破坏的风险。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存在一些不正确的思想和“怪议论”[4]。当时甚至有人提出：“向科学进军，业务第一，可以不学习马列主义了”，“思想改造应当收起来，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成了问题”[7]。六是党的领导地位受到质疑的风险。1957年5月中旬以后，社会上一些人向党放肆地发动进攻。他们攻击共产党为“党天下”，要求“轮流坐庄”[8]，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应当削弱一些，共产党领导应当收缩一些”[8]。七是执政党先进性丧失的风险。建国之初，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等作风，严重损害了党的威信，妨碍了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推进。八是国家政治秩序动荡的风险。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了原有社会的经济结构与利益分配关系，同时受到国际风波的影响，国内也出现了“少数人闹事”现象，许多地方出现了罢工、罢课等现象[9]。

（二）党对于政治风险的研判

政治风险的研判，是指对于政治风险基本性质、程度大小、危害轻重、历时长短的预估和评价。“十年建设”时期，党对于政治风险的预估和评价有着鲜明的特征。一是在政治风险基本性质的判断上，具有突出的原则性。中国共产党对于许多事件的判断，都依据一个核心原则，即是否冲击社会主义制度和损害党的领导。在反击右派猖狂进攻中，毛泽东提出判断政治生活是非的六条标准，并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有利于“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10]。这样的原则贯穿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对各类政治风险事件研判的始终。二是在政治风险发展趋势的判断上，具有长远的预期性。共产党人能够预判当前的某些事件有可能造成的未来风险。1956年9月，毛泽东着重讲到，如果不改正官僚主义等错误，“十年、二十年以后就危险了，四十年、五十年以后就更危险了”[10]，因此我们一定要积极预防。三是在政治风险不利影响的评价上，具有明显的思辨性。首先，认识到风险不利影响的同时，也认识到了风险的积极作用，这就是“教育作用”“借鉴作用”[10]。比如对于“少数人闹事”的影响，一方面“闹事总会要造成一些损失，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闹事可以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手段，帮助我们克服官僚主义。其次，指出政治风险从“坏事”转变为“好事”的可能性。政治风险与动荡在平息之后，一方面教育锻炼了无产阶级政党，使其比以前更为巩固；另一方面考验了部分“动摇分子”，使得留下来的党员更好地团结奋斗。四是在政治风险破坏程度的预测上，具有较强的系统性。中国共产党区分了政治风险的破坏程度，在范围上，将其分为“局部的和个别的”与“全国性的和长期性的”。对于“局部的和个别的错误”，要通过及时揭露和克服，限制它们继续发展，避免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和长期性的错误”和“危害人民的大错误”[10]。在强度上，将其分为“对抗性的”与“非对抗性的”，并且不同程度的风险可以相互转化。风险的转化取决于是否能够处理得当，“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10]，就有可能出现激烈的对抗性的风险事件。五是在政治风险来源路径的分析上，对于外源性风险和内源性风险作了区分。

党中央在密切关注国外波谲云诡高压态势的同时，也预估了从内部产生的政治风险。当时的内源性风险主要包括人民内部矛盾可能引致的动荡风险、党的内部由于官僚主义等错误而引致的执政风险。

“十年建设”时期，我们党对于政治风险的识别研判，除了受到国内外政治局势剧烈动荡等客观因素影响之外，也受到自身历史经验和理论认知等主观方面的影响。1956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回顾了党内发生过的两次“右倾错误”和三次“左倾错误”，并深刻剖析了党内政治生活，提出了修改党章体现群众路线、设立党的常任代表等具体措施以避免类似错误。由此可见，党在革命斗争中积累的丰富经验使我们党能够敏感地意识到党内存在的不正常现象，并采取应对措施。

“十年建设”时期，我们党应对一切“乱子”即政治风险的基本态度是：“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11] 中国共产党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存在政治风险具有客观必然性，表现为“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处在劣势的被动局面总有一天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决定的条件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团结一致的奋斗”[11]。

（一）宏观战略层面：抓住政治风险产生的客观原因，指出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应对政治风险

中国共产党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存在政治风险具有客观原因。党历来都有强烈的忧患意识，除了清醒识别国外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破坏以外，也没有迷信“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从而能够冷静分析社会主义国家政治风险产生的客观原因。一是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着矛盾。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主观和客观”“先进和落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革命和守旧”“积极和消极”等诸多矛盾，这些矛盾受到某些因素的激化就会“升级”，扩大为破坏社会秩序和影响政治稳定的风险事件。二是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一场大变动”，“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期”，还有可能犯错误。1956年春，毛泽东讲，在实现共产主义这个空前伟大又艰巨的事业中，“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走的是前无古人的道路。我历来是‘难免论’”[12]。三是人们对于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还不适应。深刻的社会改造与变革令一些人感到不适应，因此会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抱有敌对或不满情绪。1957年3月，毛泽东在同文艺界代表谈话时曾说：“制度的变化，是一个大变化。……现在思想这样混乱，汇集中提出的许多问题，就是社会基础变动而来的反映。”[11] 四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还没有发挥出来。许多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在工作中脱离了“我们的国家制度的正确原则”，以致于没有发挥而是妨碍了我们的国家制度的生动力量[13]。正确的国家制度如果没有得到正确的行使，其巨大的优越性就无法发挥，就会导致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对于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充满了信心，在分析社会主义制度客观存在政治风险的基础上，也揭示出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应对政治风险。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相比，具有根本的不同。资本主义制度具有不能克服的基本矛盾，因此不可避免地“要犯更大更多的错误”，从而“激起被压迫阶级的大规模反抗和他们自己内部的分崩离析，以至促进了自己的灭亡”[14]。但是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11]。因此，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就包含着克服“所犯各种错误的可能性”[15]，是能够应对政治风险的。同时，共产党人也开始从不同角度论证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优势。首先，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先进的价值优势。毛泽东多次谈到人心向背的问题：“那些西方国家怕我们怕得多一点。为什么它们怕得多一点呢？就是一个力量的问题，人心的问题。”[11] 社会主义性质的制度安排打破了资本主义制度体系中的资本逻辑，实现了“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使广大人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权利与精神解放。这样的制度安排必然会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其次，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的功能优势。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11]，从而激发全体人民的高度认同和大力支持，做到与党“风雨同舟”，应对风险挑战。最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灵活的组织优势。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强的政治吸纳力量与动员力量，可以动员、协调一切积极因素。1956年4月，毛泽东指出，应对帝国主义的基本的策略就是“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敌人缩小到最少”[11]。由此可见，我们已经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视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应敌之策。

（二）中观策略层面：抓住政治风险演变的属性特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应对政治风险

中国共产党人察觉到某些事件存在着政治风险，同时也可以透过事件表面洞察到背后的实质。首先，政治风险具有“逆势性”。社会主义国家遭遇的政治风险，其目标指向都是要从人民手中夺取胜利成果、发展成果和利益成果，违背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趋势，违背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而逆历史潮流而动必然失败。1956年7月，毛泽东就曾分析美国在政治上很弱，因为“它脱离广大人民”，“剥削压迫人民”，不得人心。缺乏广大人民支持的帝国主义国家只能是外强中干，“经不起风吹雨打”，“是个纸老虎”[16]。其次，政治风险具有“破坏性”。在分析匈牙利事件时，党中央认为一部分群众受到了欺骗，“错误地用暴力行为来对付人民政府，结果使得国家和人民都吃了亏”[16]。针对国内少数人希望“在中国也出现匈牙利事件”，指出这是“同人民群众的利益相违反的，是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支持的”[16]。最后，政治风险具有某些“有利性”。1958年，党中央在分析国际形势时就料定：紧张的局势“对我们并不是纯害无利，也有有利的一面”，因为紧张局势“可以调动人马，调动落后阶层，调动中间派起来奋斗”[16]。这样的分析，指出了许多风险事件表面上“来势汹汹”，实则经不起敲打，是可防可控的；风险事件根本上与广大人民利益相对立，最终会走向失败。同时，有一些政治风险反而可以激发起人们的顽强斗志与积极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主要策略包括：第一，发挥党的领导优势，积极应对各类政治风险。在国内外各种政治风浪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能够利用领导优势发挥中流砥柱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对全局性、关键性和根本性问题的识别上，也表现在发挥制度优势应对政治风险的顶层设计上。第二，发挥“全国一盘棋”的优势，与外部风险正面较量。突出表现为大力协同研制“两弹一星”和集中力量开展“三线建设”。“两弹一星”的成功发射，是在“全国26个部委、20多个省区市、1000多家单位的科技人员大力协同”[17] 中取得的胜利，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对维护新中国政治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第三，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优势，遏制内部风险滋生发展。八大前后的一系列有益探索，如增加农业合作社中社员的收入，调整不合理的手工业经营管理制度，提出资本主义或小生产者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解决国民生活问题保障民生等等，有效解决了农村、工厂、学校和部分城市出现的社员退社、学生退学、工人罢工等极端问题。第四，发挥“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优势，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1956年4月毛泽东提出的十大关系，蕴含其中的基本方针就是：团结全体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尽可能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16]，“把坏的东西改造成为好的东西”[16]。此外，党中央还发挥了“紧紧依靠人民”的优势，带领全国人民共同战胜困难。20世纪50-60年代，中国有着自己独特的精神风采：帝国主义越是封锁，形势越是严峻，人民越是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共同应对风险挑战。

（三）具体方法层面：抓住应对政治风险的主体力量，巩固壮大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命脉

在应对各类政治风险中，广大人民群众与中国共产党具有“主体同一性”。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强调：“无产阶级只有同广大的可以接受社会主义的群众结成联盟，才能形成最大多数人对于反动阶级的专政，才能实现社会主义”[18]。我们党及时总结了波匈事件的教训，对于国内出现的政治风波，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抓住了改进党的作风和发挥人民群众力量这两个关键点。1957年2月，毛泽东就提出了“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从整顿党的作风入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同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又进一步阐释了这样的方法：“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派生的方法是党内党外在一起开一些有关大政方针的会议，公开整风”[19]。

具体方法包括：第一，整风的方法，发挥党的主导作用。党中央之所以采用这样的方法应对风险，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这样的方法与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是相符合的。整风的方法就是“大家公开民主的讨论、平等的讨论”，是“互相辩论”，是“说服的方法”。另一方面，这样的方法更能够应对政治风险。毛泽东强调：如果不用民主的方法，而是用压服的方法，“我们这个国家就可能受到很大的损失。而且总有一天要回过头来，有压服不了的时候”[20]。当然党中央也为整风设立了标准：“批评的结果，批评的目的，就是要巩固民主集中制，巩固党的领导，绝对不能像敌人所希望的那样，造成无产阶级队伍的涣散和混乱。这是原则性，必须如此。”[20] 第二，群众路线的方法，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在应对政治风险中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有两个表现：一方面，从外部来看，应对风险的过程就是维护人民利益的过程。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政治风险，在本质上都是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力图从人民手中夺取国家统治权。因此，人民群众必然会与共产党“风雨同舟”，共同应对风险挑战。另一方面，从内部来看，群众路线可以避免我们陷入官僚主义的“泥坑”。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推动力量，认为广大群众“是能够想出很多好的办法来的”[21]。我们采取群众路线，在工作中“毛病会比较少一些，错误会比较容易纠正些”[21]。同时，广大群众在应对各类风险中也能够得到丰富的斗争经验。

“十年建设”时期，党以制度优势应对政治风险的思考和实践，对于今天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建设、防范化解重大政治风险，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精神价值、实践价值和方法论价值。

（一）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系统凝练的根本基础

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系统凝练，是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逐步完备的，其主要标志，一个是2016年习近平在建党95周年提出“党的领导是最大优势”，另一个是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13个显著优势”。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又强调“系统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22]，其中的主要内容都可以溯源到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初期。当时大多数政治风险都是针对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为了引导人们接受、认同社会主义制度，回答种种疑惑，更好地宣传社会主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应对风险挑战的过程中，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集中思考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领导地位”“社会主义制度的调整与完善”等许多重要问题，丰富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具体内容[23]。同时，党在应对风险的具体实践中也抓住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主要特征。比如“全国一盘棋”的优势就是在应对风险挑战时，党中央作出的通盘考虑与初步实践。1958年12月，毛泽东针对大批企业下放出现的“计划失控，生产秩序混乱”等问题，明确提出“全国一盘棋和地方积极性这两个东西相结合，一有矛盾，按照全国一盘棋的原则解决”[20]，揭示了“全国一盘棋”的根本特征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十年建设”时期的许多事情都可以表明，党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认识与凝练并非一下子就达至系统和完备的，而是在经历了各种风浪冲刷之后才逐渐形成的智慧积淀。今天，我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系统凝练也是在这个基础上的继续深化和时代延展。

（二）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铺垫了精神底色

在披荆斩棘、踏平坎坷的探索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也培养出了“自强自立、不依附于人、不怕鬼、不信邪的精神”[24]。这是党领导全体人民在经历了各种风浪洗礼之后的精神成长。早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毛泽东就提出“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后来，在应对国内外政治风浪时，毛泽东又发出了“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15] 号召。1957年3月，毛泽东讲到，要通过整风将一些人衰退的革命意志重新振作起来，要保持革命热情和拼命精神[15]。因此，在当时国内发生严重经济困难、国际上存在战争威胁的情况下，党和人民反而呈现出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团结一致、艰苦奋斗的精神状态，铁人精神、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邓小平曾这样评价：“那个时候，……广大干部群众精神振作。所以，尽管遇到困难，还是能够比较顺利地渡过。”[25] 这种精神“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发挥了重大作用”[24]。今天，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依然固守长期以来的意识形态偏见，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肆意诋毁、嘲讽。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26]。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要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这“四个自信”的精神底色就是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就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办。当然，这样的精神与风骨是党在“十年建设”时期应对国内外政治风浪之时就已经形成了的。

（三）为捍卫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塑造了必要的斗争品格

“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27]。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往往需要发扬斗争精神，对此，我们党有着清醒的认识：“马克思主义也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因为“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15]。“十年建设”时期，虽然后期采取了“群众性的阶级斗争”等“左”的方法，但是我们与错误思潮的斗争态度是完全正确的。当时，“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25]，因此我们同这种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进行坚决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其重要意义在于：如果失败了，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继续前进；如果胜利了，“就将大大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28]。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对于这段历史也有着中肯的评价：“反右派斗争在全国人民中间澄清了根本的大是大非，稳定了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如果放弃这种斗争，不在问题发生的范围内鲜明地击退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就会造成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严重混乱。”[29] 今天，中国共产党在领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依然面临许多新的矛盾和风险挑战，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30]。二十大报告也明确强调：“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志气、骨气、底气，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13]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艰辛奋斗之中形成的政治品格，其中的根本要义就是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

（四）为正确看待共产主义运动前进道路中发生的局部错误提供了分析方法

“十年建设”时期，在西方掀起的反共浪潮之中，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被动地裹挟其中，而是冷静地分析和判断，其中的许多方法为今天作出了示范。一是“历史的具体的方法”。中国共产党人客观地看待了斯大林的错误，提出“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31]。1956年，毛泽东在会见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时，又讲到对于斯大林的错误“要作具体分析”[32]。这个“历史的具体的方法”是将个别人或事置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全过程来分析，强调了不能由于某些错误就完全否定所有的成绩甚至社会主义制度。二是“矛盾的方法”。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矛盾，在一定条件下“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转变为“对抗性的矛盾”。“矛盾的方法”提示我们必须正视而不是回避社会主义社会面临的各类风险挑战。“十年建设”时期，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发挥制度优势应对各类政治风险，大前提是具备了正确的分析方法。改革开放之后，党中央在分析和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时，也沿用了这样的方法。当然，这样的政治智慧是在“经风雨见世面”之后历练出来的。

“十年建设”时期，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认识不够全面深刻，应对政治风险的某些决策教条僵化，导致对一些问题作出了过度反应。此外，当时对于国家治理的整体效能缺乏科学把握，对许多事情的判断和处理较为简单粗放，依然延续了战争年代的思维方式。今天，我们系统回顾这一时期党以制度优势应对政治风险的完整历史，当然有必要对其中的不足和教训作出深刻反思，以期对今天发挥制度优势应对政治风险提供有益参考。

（一）始终坚持和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

始终坚持和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是以制度优势应对政治风险的前提条件。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初，制度体系尚不完备系统，当时设想的一些好制度，如党代表常任制、党和国家监督制度等也没有得到充分的执行。因此，在应对政治风险的过程中，就容易导致对某些风险形势的研判较为主观随意，应对策略较为粗放简单。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威力发挥，需要建立在完备的制度体系之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如何“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保证中国道路行稳致远，红色江山永不改色，人民政权坚不可摧，“必须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下更大功夫”[33]。二十大报告所擘画的宏伟蓝图更是系统明确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考验的五大原则，为新时代防范化解政治风险提供了更为周密的制度安排。比如“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使党始终成为风雨来袭时全体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再比如“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34]。“十年建设”时期的历史教训警示我们：以制度优势应对政治风险，需要始终坚持和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其中的所有内容需要相互配合、共同发力。如果某些重要的方面缺失了，就不能完全实现应对风险挑战的预期效果，甚至还可能出现重大失误。

（二）不断增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系统认知

不断增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系统认知，是以制度优势应对政治风险的根本保障。“十年建设”时期，党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认识和把握，大多数停留在整体框架层面和主观经验层面，因此在实施策略的布置和具体问题的决策上，缺乏科学性、规范性和稳定性。增强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系统认知，不仅要对制度优势的功能属性、主要内容、重要意义等有明确认知，同时也要能够明确制度优势的发生逻辑、深层结构和作用机理。唯有如此，在以制度优势应对政治风险时，才能够增强其科学性和预见性。比如，对于“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就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人多力量大”，从而通过粗线条地发动“人民战争”来应对各类风险，而是要由党的领导层面、历史层面，延伸到社会和文化层面，在整体上构成一个内蕴多重维度的优势体系，同时还要与时俱进，不断强化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和权利意识，使其积极主动、理性有序地参与风险应对。概言之，只有对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建构出深刻透彻的系统认知，才能够以系统思维对构成制度体系的优势因素作出归纳整合和细致阐发，依据其内在逻辑制定出精准的应对方案。

（三）在应对各类风险挑战中实现国家治理效能的转化和提升

在应对各类风险挑战中实现国家治理效能的转化和提升，是以制度优势应对政治风险的根本目的。“十年建设”时期，党以制度优势应对政治风险，其根本的出发点是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稳固，但是战争年代保留下来的“斗争”思维模式、粗放式单线条的应对策略，使我们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制度优势与政治风险的正面交锋上，虽然斗争精神可嘉，但是方法简单教条，整体效能不高。制度优势是静态的，其承载的核心价值和意识形态，只有在动态的应对风险实践中得以呈现。以制度优势应对政治风险，是通过制度体系的建构、设计和有效运行实现的。这个过程也是实现社会秩序稳固和国家发展根本目的的过程。可以说，对于政治风险的有效应对，就是国家治理具有效能的突出表征。因此，以制度优势应对政治风险，在实现了政治安全和政治稳定之后，应当更多考虑国家治理效能的转化和提升，以达到整体效能的最大化。除了必要的正面交锋，还可以采取战略防御、巧妙规避等更为灵活的策略。这样做，不仅可以有效应对政治风险，还能够尽可能实现“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35]，以最小的成本搏取最大的利益，在实现转危为安的同时，实现转危为机的巨大治理效能。

[1]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党建》2021年第4期.

[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8页.

[3]《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65、233页.

[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67、192、83页.

[5]《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下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634页.

[6]何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30页.

[7]《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444页.

[8]《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447、444页.

[9]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401页.

[10]《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124、92、19-20、211页.

[11]《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8、239、250、211、408、214、62页.

[1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49页.

[1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87页.

[1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26、227页.

[15]《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3、208、208、409、23、69页.

[16]《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下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684页.

[17]《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82页.

[18]《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92页.

[19]《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6、121、557页.

[20]《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8、218页.

[2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6页.

[22]陈金龙、邹芬:《毛泽东与新中国制度优势话语的建构》,《现代哲学》2020年第2期.

[23]《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下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737页.

[24]《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285、230页.

[25]《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2、294页.

[26]《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0页.

[27]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6、27页.

[2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90-491页.

[29]《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456页.

[30]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

[31]《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

[32]《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379页.

[33]《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4-5页.

[34]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6-27页.

[35]习近平:《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