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的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现实的人”是有需要的人，人的现实性体现在“由他们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2]519中，由此可认为，需要与生活的关系即“生活需要”范畴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基础问题。“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2]531生活与需要具有一致性，生活反映了人的需要，需要表征着人的生活愿景。现实生活中人的需要既包含着个体生存必须的“必要需要”，又具有着超出生活必须的“奢侈需要”。在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马克思充分考察了必要需要和奢侈需要的概念，这既反映了他对作为历史主体的“现实的人”的关注，同时又蕴含着关于未来社会中人的生活极大丰富、需要充分满足的理想展望。

（一）自然层面的必要需要

需要是指人对其生存空间、享受与发展的生活条件反映。生活需要首先强调的就是人的生存所需的自然条件，是以物的使用价值来满足的人的基本生活诉求。这里的物，不仅仅指满足人的衣、食、住等实物资料，还包括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的非物资料，比如空气、阳光等。马克思强调：“人靠自然界生活”[2]161，只有与自然界进行持续的信息交互，个体才能获取维持生命所需的对象工具。从这种意义来说，人类历史就是在满足必要需要的基础上又不断追求新的生活需要的发展史。

马克思对生活需要必要层次的关注源于《莱茵报》时期，通过对贫苦人民生存状况的关注，青年马克思就已经从书斋中的理论思辨转向了对现实生活的物质利益考察，并认识到了物质生产对个人生存的重要意义。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通过对资本社会化生产的考察，马克思初步辨析了必要需要的内涵。必要需要是工人在雇佣劳动期间维持自身及其家庭成员生活所需的最低诉求，表现为“维持最必需的、最悲惨的肉体生活”[2]226，而与之相背离的是资本家的奢侈生活，“出现的需要的精致化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精致化”[2]225。资本家精致化的奢侈需要在成就了自身奢靡腐化的生活同时，更加映射了工人阶级生存面貌的贫困不堪，“人不仅没有了人的需要，他甚至连动物的需要也不再有了”[2]225。

基于对必要需要的考察，马克思提出“富有的人同时就是需要有人的生命表现的完整性的人”[2]194论断，并且将个体“需要的丰富性”作为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点之一。“在这样的人的身上，他自己的实现作为内在的必然性、作为需要而存在”[2]194，人的存在表现为个体需要的必要性。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劳动由确证人的本质存在，演化为控制人、奴役人的异己力量。“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面获得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2]223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开始以“现实的人”及其生产为视角阐述了生活需要的基本范畴。他明确提出人不同于动物的本质差别就在于人的需要具有建构性等新观点。这时的马克思还从需要角度阐述了对人的本质的认识，从而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学理论。

在构建历史唯物主义过程中，马克思所关注的始终是工人阶级的生活境遇。《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他明确提出：“必要的需要就是本身归结为自然主体的那种个人的需要”[3]20。而到了《资本论》时期，马克思开始将人自然性的必要需要纳入了资本主义生产中进行考察。个体维持生存的需要不仅仅局限于自然需求，同时也包含所处时代所提供的文化道德习俗等社会因素，因此人的需要无论生成还是满足，都是历史活动的产物[4]33。

关于必要需要的概念考察，贯穿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演进中。从他青年时期最早关注到人的物质利益问题，到初创唯物史观时分析了人的需要的生存面貌，再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对工人社会生产中所进行的宏观考察，通过对必要需要的解读，马克思逐渐深化了对人的需要的生活观理解，意识到了“现实的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

（二）商品生产的奢侈需要

人以生产活动满足自身的生活需要，在生产向前演进的过程中，个体的必要需要得到了充分满足，进而产生更高层次的物质享受与精神愉悦的精致化诉求。这种超出了必要需要的新需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呈现为人对金钱、货币乃至资本等非生活必需品的欲望，由此催生了奢侈消费现象。

奢侈是与资本主义生产相伴生的现象。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基本从道德的角度论述奢侈消费与社会生产之间的相关性。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强调，奢侈消费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生产的发展，作为库存的奢侈品实际上发挥着供应社会生活的调节功能[5]12。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也指出，奢侈绝对有其必要[6]100。在古典政治经济学视域中，奢侈消费总体上是一种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现象。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断扩张，社会对奢侈现象的批评愈发地尖锐与深刻。德国经济学家桑巴特划分了奢侈消费的界限，认为消费资料分为必要消费资料和奢侈消费资料，奢侈消费是“任何超出必要开支的花费”[7]86。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中，他分析了奢侈出现的社会渊源，“几乎所有的个人奢侈都是从纯粹的感官快乐中生发的”[7]88，奢侈现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机制下个体爱欲的享乐表现。

马克思对奢侈需要的分析，超越了古典经济学家出于为资本主义辩护而进行的证成式推理，也克服了桑巴特仅停留于爱欲本能的文明性批判，而是将奢侈问题纳入政治经济学理论视域。通过分析人类社会两大部类（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生产过程，马克思将消费资料划分为必要消费资料和奢侈消费资料，并得出结论：“奢侈是自然必要性的对立面。”[8]525作为必要需要的反面，奢侈需要是超越了人生存所需之外的需要。它是非必要的、不确定的需要，在得到满足后会产生出新的内容与形式。

在马克思这里，奢侈需要的诱因在于生产者对商品交换价值的神化。商品联系的扩大使货币成为生产的尺度，人们被不断产生出的新的欲望驱使，持续不断地去追逐消费。货币因其具有购买一切东西的特性，成为了商品社会新的圣物。“货币是需要和对象之间、人的生活和生活资料之间的牵线人”[2]242，对货币的追求演变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具有使命感的事情，不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他们都是为了满足对货币的需要而进行着买与卖的活动。人对货币的需要取代了其他形式的需要，人对货币的渴望成为了社会生产的唯一目的。

奢侈需要使人在消费中丧失了主体地位。在货币拜物教出现后，商品由一种满足人的需要的物品演化为用于消费和交换的符号。“拜物教所揭示的并不是对于实体（物或主体）的迷恋，而是对于符码的迷恋。”[9]78为了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被简化为符号的商品迫使人们在符码世界中去寻找他们所需要的特定意义。货币成为了商品的代言人，通过“可感觉又超感觉”的符号图像，“让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既在场又不在场的世界”[10]19。在奢侈需要的欲望鼓动下，奢侈消费构成了物统治人的社会体系。

奢侈需要导致人成为了被消费的物。奢侈需要在加速商品生产周转的同时，其本身也被统治者所利用，成为了资本家彰显自身社会地位、证明其剥削压榨工人“合法性”身份的工具。对于工人来说，奢侈生活与他们的生存需要无关，他们的需要被简化为“只能拥有他想要生活下去所必需的”[11]135，工人堕落为原子式的个体。而对于统治阶层而言，只有使工人变为无需要、无感知的存在，才能使奢侈消费为他们所独有，只有将工人的生产变为纯粹的机械运动，才能为统治者奢侈需要的满足创造更加丰富的物质条件。奢侈需要的极速膨胀，不断抽空着个体生活意义，这也印证了马克思的论断：“需要程度随着货币力量的增加而日益增长”[2]224。

（三）扬弃奢侈的生活向度

从人在自然条件下所萌发的“必要需要”，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条件下的“奢侈需要”，生活需要呈现出了由原初状态（具有必要性而缺乏完满性）到异化状态（缺乏必要性但展现了完满性）的发展逻辑。马克思在论证“奢侈需要”与“必要需要”概念基础上，将需要明确化为彰显人之本性的价值范畴。需要满足是富有的人的前提，“富有的人同时就是需要有完整的人的生命表现”[2]194，作为价值的需要概念指向的正是人的生命本质的丰富表达。

私有财产的历史局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不但消解了人的需要满足，同时也阻滞着人的丰富本质的实现。资本主义在不断创造丰富的奢侈需要同时，工人却堕落为连必要需要都无法满足的“牲畜”。“光、空气等等，甚至动物的最简单的爱清洁习性，都不再是人的需要了”[2]225。当个体需要被异化至极端程度时，便会孕育出变革现实的彻底需要。在早期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时，马克思就提出：“彻底的革命只能是彻底需要的革命，而这些彻底需要所应有的前提和基础，看来恰好都不具备”[2]13。按照这一推论，只有当人性克服异化，即实现共产主义并废除了类本质与个人特性之间的矛盾时，异化才能被克服，由此，共产主义的实现也是为了满足人们丰富类本质的生活需要。

马克思在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一直探索着生活需要的实现途径。人本应是通过自由的劳动来确证自身的需要本质，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劳动是非自愿的需要，是为资本的需要而进行的异己的生产活动。一旦外在的强制消失，人们只会像躲避瘟疫一样逃避劳动。如何发掘出劳动的本真面，使劳动成为人的真实需要，也就成为马克思思索实现人类解放的可能性途径。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他设想了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劳动将由谋生的手段升级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这里的“第一”体现了对需要体系的设定，并指出了生活与需要的同一性。“生产的发展既扬弃这种自然必然性，也扬弃那种奢侈。”[3]20在向着共产主义演进的过程中，被资本裹挟的生活需要会逐渐实现对自身的否定，向着人之为人的真实需要复归。人的生活将会从一种被资本役使的异化需要，升华为表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和谐的本真需要。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提出“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12]514论断。作为人之本性的需要，映射出个体自觉的欲求与行动的意图，指引着人们有目的地开展实践活动。也因此，人的需要往往构成了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核心范畴。在生活需要的内涵中，蕴含着人的解放的价值前景，指向的是对资本主义物化现实的价值超越，并为人类社会通向美好生活未来提供了价值指引。

（一）价值主体：“现实的人”的需要

马克思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时，提出了“生活的生产”命题。生活体现为人们对自身需要的生产，“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2]531。生活决定了人的现实需要，“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2]525。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生活的本源提出了历史发展的四重前提，即生活资料的生产、新的需要的产生、人的生产、人类社会关系的形成。

从生活资料的生产到社会关系的形成，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历史发展所提出的四重前提，都在强调“现实的人”的生活需要。人们通过物质生产不断满足自身的需要，在此过程中会不断产生出新的需要，需要是人从事物质生产与物种繁衍的动力。在生产中所形成的交往关系构成了人类社会的丰富场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13]591。在物质生产基础上，社会也会演变出政治、经济、文化等生活形式，生活是人类从事生产的最终目的。

生活主体是从事物质生产的“现实的人”，“现实的”意味着人是有血有肉的、可以被观察与改造的客观存在。生活不仅反映了个体生存面貌，更是人类历史生成的意义所在。马克思指出：“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作准备的发展史”[2]194，人类历史的意义就在于使“人作为人”需要得以满足。对历史的研究就是对“现实的人”的研究，对人的研究就是对生活的研究。生活范畴体现了人的物质生存与精神体验、生产现实与生活理想、实然面貌与应然追求的统一。

（二）价值内核：生活的美好向度

人的存在是直观的无须省思的事实，这种一清二楚的事实却引出了人如何有意义地生活的问题，即生活的价值。生活的价值在于使人们过一种“好生活”，这种美好通常被理解为个人有意义、有需要地存在着。

马克思强调人的需要是价值判断的依据，并且是具有审美意蕴的价值尺度。对美的需要，是人所独有的价值追求。“价值这个概念是从人们对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14]406，“美的尺度”是人们建构客观事物实现新的生活的价值展现。人的丰富需要及其多样化的生活方式，构成了属于人类的美好生活。

美好指按照美的规律，通过能动的实践活动构建符合人的生命、生存与生活需要的外部环境。美好的实现要以物质条件的满足作为支撑，正如马克思强调的：“贫穷的人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11]126，脱离物质条件的美好生活是空洞无物的。但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离不开精神需要的满足，以精神需要满足为标志的美好生活是人类独享的。

美好一词内蕴着解放心灵的含义。马克思对美好生活的审视，承继了德国古典哲学关于高尚精神需要的思想传统。康德提出，美好是德行的象征，人享受幸福的首要前提是拥有德行[15]44-45。在美好生活追求中，物质需要满足带来的幸福感是浅层的、不持续的，唯有建立在一定条件的物质基础之上又超越物欲束缚的高尚的精神享受，才是深层的、持续的美好。

美好的需要，指向的是“两个尺度”相统一的“宜人之美”，通过合规律与合目的的活动改造外在尺度的自然界，满足个人需要的美好生活。马克思将需要视作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2]162-163，动物的生产遵循的只是对自身尺度的本能反映。人类可以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人在改造自然界的同时，会自觉地以自身的尺度来规范实践活动，实现内在与外在双重尺度的统一。

（三）价值理想：美好生活的意义探寻

在当代西方社会，资本逻辑渗透到一切生存领域，金钱成为了万能的统治者。资本家将群体的美好生活追求导向对货币的无节制欲望，人们对消费的需要“已经和人的真实需求失去了联系”[16]117。

美好生活蕴含着人的需要的意义探寻。早在古希腊时期，德谟克利特就开启了对生活的反思，他从朴素的唯物主义出发拷问人的灵魂幸福何以实现。柏拉图则在思索如何超脱肉身束缚，使人们过上理性的沉思生活。近代之后，康德则始终以“道德律”哲学来省察人的生活选择，海德格尔更是展望了“诗意的栖居”存在主义理想。在中国，无论是先秦时期老子“小国寡民”的理想、礼记“天下大同”的追求，还是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先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积极探索。然而这些关于生活观的考察，无一例外地将生活视为存在于头脑思辨中、离散于社会之外、具有形而上意义的抽象物，多少遗忘了生活是由人所定义的、由实践所创造的社会实在。直到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提出后，才真正将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建立在科学历史观的考察之上。

从社会生活的宏观角度来看，当代美好生活实践不是马克思著作中所论述的终极形态的完美生活，而是处于中国语境和时代话语中的生活现实。美好生活从更高维度、更深层次上丰富了生活需要的内涵。进入新时代，人们的生活需要呈现出由量到质的飞跃，使得社会生活超越了传统的物质文化范围，并且渗透到更高层次的领域。相比于物质文化所侧重的生产因素，美好生活凸显了“生活”的人本内涵，将微观的人的需要嵌入到宏观的社会生活中进行探源，形成从宏观向微观、从社会到个人、从生产到生活的视域转向。

从人的需要的微观视域来看，粗陋的生存从来不是人存在的目的，“怎样生活”“如何生活”才是人类追求更好更美生活的主旨。需要依赖对象化的消费活动来实现，“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17]15。新时代大众的社会生活早已超越了以物质满足为主的“生存”资料消费阶段，人们普遍步入了渴望精神、文化、尊严等“享受”资料的生活阶段。相比于“物质文化需要”提法，“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阐明了人的生活内容、生活品味、生活层次的质变，“人民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18]4。美好生活包含着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发展需要在内的多层次体系，总体上呈现着从单向到多元、从物质到精神、从实然到应然的逻辑递进。

“美好生活的动因首先来自需要，有了更高的要求和需要，才能激活生活的各种要素。”[19]反观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如今又衍生出一系列的“新产物”，数字资本主义、算法资本主义、监视资本主义等，社会生活呈现出一幅空前“纯粹”的物化图景。这恰恰呼应了马克思在19世纪时已预言的，资本“使得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就再没有别的任何联系了”[13]34。资本将一切存在都量化为高低贵贱的商品，以至于人的需要也沦为社会统治的工具，“社会控制就是在它所产生的新的需要中得以稳定的”[20]9。将人的生命从“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14]34拯救出来，反映了新时代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社会主义发展诉求。

（一）生活需要的层次展现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建构中，马克思不仅揭示了物质生活的本源性地位，还将人类生活划分为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及精神生活4大层次。由此可认为，生活需要的层次也囊括了基础性的“物质生活”需要，以及高层次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21]需要。

美好生活实现的基础建立于个体充实且丰富的物质满足上。生活是属人的现实，而人是感性的存在。个体的日常活动都离不开对物质资料的获取，即使是形而上层面的精神体验，也是以物质需要为发端。马克思指出：“‘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2]533无论社会生产发展到何种程度，感性的物质满足始终是美好生活实现的前提。物质生活不止表现为满足衣食住行等物质资料的硬性追求，也体现为对更高品质的文化消费、更有活力的社会生活、更加舒适的娱乐服务等软需要上。恩格斯强调：“一有了生产，所谓生存斗争不再单纯围绕着生存资料进行，而是围绕着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进行。”[22]548通过物质生活的享受从而实现自我发展，这也是人们从事社会生产的现实动力。

美好生活的延伸，离不开对社会生活需要的考量。生活作为人类历史和社会意识的发源地，脱离了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就不会有人的生活。马克思正是立足于物质生产的社会现实，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吃人”的真相，将资本对人的生活条件、生活资料、生活过程的残忍压榨与剥削揭示得淋漓尽致。个体对社会的幸福感受，是美好生活建设的应有之义。对社会物质生产的满意度既是主体进行价值选择的自为过程，同时又取决于生产资料的供给情况。美好生活已经愈发与社会层面、非物质因素相关联，要引导人们的生活需要从基础的物质层面向更宽阔的社会领域延伸，通过现实生活中主体的价值选择和生活的意义建构，恢复人性的尊严与生命的价值。

美好生活的升华，要重视精神生活需要的补充。人的本质的丰富性就在于个体对精神世界的向往，在满足需要的过程中“人的本质得到新的充实”[2]223，从而生成愈发完满的生命样貌。精神生活表征着人们对生活内容、生命体验、生存状态的感性知觉与理性诉求的统一。丰富多样的精神享受可以使人们获得情感愉悦，并为创造美好生活注入新鲜动力。精神境界崇高也是人们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深层意涵，精神世界的升华离不开高雅艺术。当以艺术为代表的精神审美渗入日常生活之后，能够将个体从自发的浑噩面貌中解放出来，使个体超脱生存条件的束缚，与他人建立起非功利性的自在关系，确证个体的本质力量。

（二）美好生活的价值复归

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真切需求，并对生活需要进行溯本清源，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超越西方模式的价值追求。早在党的十八大后举办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习近平就已明确“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8]4。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与美好生活理念的提出，正是针对于人民广泛且丰富的生活需要的语言表达进行的概念化总结。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2]533

美好生活的主体是人民群众，人民不仅具有物质性的生存需要，更具有精神性的生活追求。在基本的物质保障得到充分满足后，人们对生活品质、生命体验的追求，无不渗透着个体在自由、尊严、价值等层面的文化需求。“文化……是生活的统一体，是增强生活、丰富生活的统一的力量”[23]5，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蕴含着文化需要的价值旨趣。习近平曾强调：“文化即‘人化’”，“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24]150文化不是人文墨客在书斋中幻想出的理论，而是人类社会生活的现实反映，是源于人民群众物质生产的精神产品。

与西方现代化“以物为本”的发展逻辑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目标，以满足个体感性的物质生活为前提，在社会建设中充分观照人们对精神生活的需要，实现了“生活需要”与“美好生活”的同频共振。“生活过得好不好，人民群众最有发言权。”[25]人民作为美好生活的建设者和享受者，“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1]。对于实现美好生活这一时代性课题，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对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作为推进社会治理、完善执政能力建设的根本立足点。“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18]4，社会发展的目标正是为了实现每个个体更好、更幸福地生活的现实。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将人们对美的生命体验、好的生产方式、新的生活内容的追求作为治国理政的根本遵循，努力“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25]。

对生活需要的研究，目的是促进现实中人的主体性精神的生成。人的发展是自身生命不断外化并展现其本质的过程，生活需要的满足也是一个动态的展开过程。“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怎样。”[2]227当代中国的美好生活实践，高扬着日常生活中的真、善、美等文化元素，指引着人民大众保持着积极向上的实践精神，并坚守着对生活理想的憧憬与向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走向人人生活幸福、生命和谐的新境界。

参考文献